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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宏觀調控力度將適度加大，“好”字優先之外，貨幣政策也將從“適度從緊”走向“從緊”。
伴隨著依舊高位的GDP和CPI漲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京召開。
值此敏感時期，這一年度最高級別經濟會議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明年的調控部
署，成為國內各界部署及調整工作的重要風向標；而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的最新預測，正可對上述兩個“高位”做具體注腳：即GDP今年的增幅可能達到11.5%，而CPI漲幅將在4.5%～4.6%。
這意味著，在近年持續高位的經濟運行中，這兩個關鍵數據將在今年抵達峰值。事實上，此前發布的10月份6.5%的CPI增幅，已達十年最高點。
這一背景下，11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雙防”，其針對性也便不言自明，即在持續數年的高增長之后，不僅要繼續“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而且要“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脹”，同時強調明年調控中“重民生”的導向。
由此，“雙防”及調控力度適度加大，成為明年宏觀調控的重要基調。
物價：短期可控，中長期需未雨綢繆
經濟運行指數的變化，成為決定下一步調控的敏感數據。
剛剛過去的10月，投資增速大幅反彈至30%，CPI也再次回彈至6.5%的十年高點。權威分析指出，由于資產價格和食品價格的推動，中國經濟結束了持續五年的低通脹，正在進入溫和通脹期。
而在國際、國內均存在一定的成本上升趨勢、而國內又存在明顯的收入分配差距及經濟結構調整尚未到位的情況下，盡管短期內通脹形勢仍溫和可控，但從五年左右的中長期看，必須及早未雨綢繆，通過各種調控手段，化解潛在的通脹風險。
未來的針對價格的調控政策，建之于對當前通脹成因的權威判斷基礎之上。
分析本輪物價上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韓保江等受訪專家及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研究院、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等機構權威分析指出，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的疊加傳導，成為本輪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
來自國際的漲價因素主要有二：
一是國際能源原材料及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傳導影響。目前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已徘徊在每桶百美元的邊緣，中國作為原油進口大國，高油價向國內傳導不可避免。
而受油價持續上漲影響，一些產糧大國開始加速糧食向能源的轉化趨勢，由此導致國際農產品市場供給發生變化，以及部分農產品種植減少，如美國的玉米等，進而導致國際農產品市場供需發生變化，引起價格上漲，并引發國內農產品價格聯動。
二是由美元貶值引發的全球性流動性過剩，對上一因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2005年相比，美元對歐元貶值20.3%，對人民幣貶值8.5%，短缺加錢“毛”，全球商品市場價格便漲勢兇猛：以9月的數據為例，俄羅斯物價上漲9.3%，韓國上漲5.9%、印度上漲5.7%、巴西上漲4.2%、美國上漲2.8%，歐元區則上漲2.1%。
國內的漲價因素，主要來自“成本增加的推動、部分農產品的結構性短缺及經濟結構方面的深層原因”等三方面因素。
成本增加是推動本輪上漲的基礎性因素。其一方面來自原材料價格上漲，這其中既有國際漲價因素的傳導，也有國內勞動生產率增加的影響。農業大省河南一位官員即指出，糧價上漲有其合理性，一是糧價原本與其他產品的比價就不合理；二是成本推動，因為化肥、柴油的價格都在上漲。而石油、糧食、豬肉等基礎產品價格的上漲，會引發食品、餐飲等諸多行業的成本增加，由此推動價格上漲。
農產品結構性短缺成為影響本輪物價上漲的第二個因素。其短缺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短期波動因素，比如生豬疫情等；二是因“重流通輕生產”的調控導向造成的部分農產品種植減少，比如油料作物等。
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問題，是影響本輪物價上漲的第三個因素。比如經濟發展過于倚重出口，造成大量順差，致使央行必須以人民幣進行大量對沖操作，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場資金增加過快，加之農產品的結構性短缺，由此形成溫和通脹。
權威人士指出，居民之所以對物價上漲感覺明顯，與領漲CPI的食品和居住類價格有關。這兩類商品價格10月份分別上漲了17.6%和4.8%，等于讓城鎮居民每人每月多支出47.1元，這對于收入增長相對平穩的城鎮居民而言，自然感覺明顯。但如果理性分析CPI數據，扣除住房和能源消費的核心，CPI在1～9月僅上漲了0.8個百分點，總體供求格局并未惡化或逆轉，通脹近期仍溫和可控，但從未來五年看則應未雨綢繆，立足自身，及時化解國際國內漲價因素。
調控：“好”字優先，貨幣“從緊”
趨緊的價格走勢，加之地方政府換屆后可能出現的新一輪投資沖動，使中央對明年調控提出“又好又快”時，更加強調“好字優先”；與此同時，“穩健的財政政策”之外，貨幣政策也從目前的“適度從緊”趨向“從緊”。
權威人士指出，今年以來5次加息、9次上調準備金率，延續著本輪調控“小步微調”的策略，使得經濟在保持10%高增長的同時，避免了過熱和震蕩。而持續的高增長，經濟運行也將不可避免地累積過熱和通脹風險，因而有必要適度加強調控的力度，特別是在關系民生的物價等問題上。
權威分析指出，對于明年的物價走勢，漲落兩方面的因素都將存在。
推動明年物價上漲的因素，各方分析比較多，如持續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持續的全球性及國內流動性過剩、結構調整非一日之功、成本推動的延續等。
在此基礎上，也要看到我國經濟運行中同樣存在遏制通脹的諸多因素。
首先，糧食連續四年豐收，小麥、稻谷、玉米國內供需基本平衡?？傮w上看，明年糧價可保持基本穩定，大豆食用植物油價格已達到歷史最高點，隨主要生產國種植面積擴大，預計明年5月以后大豆價格可能逐步趨穩。
第二，豬肉供應也將逐步充裕。目前，豬糧比價為8.5:1，高于5.5:1的盈虧平衡點，生豬存欄逐漸恢復，預計到明年二季度后豬肉價格將出現明顯回落。
此外，絕大部分工業消費品供大于求，價格可保持基本穩定。同時，財政增收、企業經濟效益提高、外匯儲備增加、進口渠道暢通，都將是抑制物價過快增長的因素。
在這些條件存在的背景下，行之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是保持物價穩定，實現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保障。因此，預計明年將繼續采取穩健的財政政策，支持結構調整，優化財政支出；同時，針對流動性過剩，針對通脹壓力，將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適度收緊明年的一系列經濟目標。
漲價背后的中長期難題
從地少人多的國情角度分析，韓保江認為，這次價格上漲反映出我國固有的工農業矛盾。長期以來，我國的農副產品價格一直偏低，遠低于其真實價值，“谷賤傷農、肉賤傷牧、蛋賤傷禽”，成為農民增收緩慢、挫傷農業積極性，進而造成結構性短缺的深層原因。“這次農產品價格上漲，某種程度上也是農副產品真實價值的回歸”，韓保江認為，在土地日益稀缺的背景下，農副產品漲價有其必然性。
因此，韓保江認為，為真正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中國已經到了由城鎮居民來承擔CPI上漲成本的階段。但同時，政府應在明確排查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前提下，對于低收入群體、困難群眾給予“明補”，即采取社會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臨時性的補貼制度對其進行補貼。并引導居民進行消費結構、飲食結構的調整，使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真正從家庭做起。
而張立群則認為，此次食品漲價是在糧食供求關系沒有明顯失衡的背景下出現的，從而暴露出我國農產品存在生產流通新矛盾。
在他看來，對于農產品的生產、流通方式，包括其內在的制度建設和政策支持引導體系都需做一個中長期的考慮。而且，當中國跨越了以吃飯為主的階段后，農業生產、食品供給更為重要，因為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之后，這將涉及到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重新協調的問題。這需要政府更多的參與、引導。比如，在未來調控中既重視城市消費者的承受力，也要重視保證農民的正常利益，完善政府在糧食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調控；對于快速擴張的生物能源加工能力，則要根據現實國情，采取措施加以必要控制；對肉禽制品，政府則要改變“重消費、輕生產”的既有調控模式，提高對分散自發的市場流通體系的調控能力，重視農副產品的疫情疫病；同時認真關注未來可能出現的因產能急劇增加造成的價格大幅回落問題。
“今后需研究解決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如何適應農業生產方式和農產品、食品市場流通格局的變化，適時引導和規范農產品生產流通方式；如何通過政府的支持，保護農業這一弱質產業的發展，同時穩定市場食品價格等問題”，張立群分析說。
盡管視角不同，但是，采訪中這兩位研究者都將此次物價上漲暴露出的中長期問題視為今后宏觀調控所需面臨的新挑戰之一，即宏觀調控如何協調好經濟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好不同產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宏觀調控的重點要從過去針對強勢地區、強勢部門、強勢人群，向針對弱勢地區、弱勢部門、困難人群轉化”，韓保江這樣告訴本刊記者。
對此，他具體分析說，宏觀調控重點不在于遏制需求，而在于調整結構。從未來看，除了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之外，宏觀調控要注意以下四點：
一是注意調整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是協調央地關系，需要徹底厘清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解決目前“財權上收、事權下放，財權事權不對稱”的情況，從而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需要解決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關鍵在于對行業之間分配差距之間的調整，在尊重市場配置資源、市場決定要素價格的基礎上，要對價格的形成進行引導，如最低工資標準、最長工時限制等。
二是宏觀調控需要適應中國地區之間差別大且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何實施差別性調控政策，針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給予不同的差別性政策，是下一步調控面臨的新挑戰。
三是需提高宏觀調控應對國際風險的能力。
四是宏觀調控過程中須更多借助市場機制的力量，而政府須轉變職能，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張立群認為，在今后的宏觀調控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要更好地協調起來，做好各自該做的事情，這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基礎。
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國經濟中已出現了許多與以往政府管理經濟的范圍完全不同的新領域，如股市、債市、期貨和房地產市場在內的資本市場，以及銀行間的貨幣和外匯市場等。對此，張立群認為，這幾年在實體經濟方面的宏觀調控是卓有成效的，而在虛擬經濟領域宏觀調控的經驗不多，而任務相當艱巨，尚須不斷摸索前進。（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