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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煤炭兼并重組政策有望近期出臺
作者：admin 發布于：2013-11-28 12:14 Thursday
6月5日，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長方君實在一次煤炭行業會議上透露：“國務院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煤炭兼并重組政策，該政策有望上升到國家法規層面，如果順利近期就能出臺。”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統計消息顯示，山西省煤礦整合重組協議簽訂率已達到98.5%，兼并重組主體到位率達到96%，采礦許可證換證率達到90%。
毫無疑問，從國家高層對山西煤炭重組整合的態度來看，山西則將作為一個范本，其兼并重組經驗將在河南、內蒙古等煤炭省份推廣。
方君實并透露，“十二五”期間，國家計劃用三年時間，通過兼并重組將煤炭企業由當前的11000家減少到4000家。
此舉將是山西煤炭業重組的后續。但是本報記者調查山西煤炭企業重組過程中，諸多方面的信息都表明，整頓地方小煤礦牽涉到千絲萬縷的聯系，操作知易行難。
多數簽訂的只是意向書？
“山西七家大型煤炭企業中，只有一家真正完成了兼并重組，并在當地成立了獨立的分公司。”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事業部總經理張靈告訴記者。
多名參與煤炭兼并重組者向記者證實：“目前兼并重組雙方簽訂的只是意向書，在政府力量主導下幾乎每家企業手中都有意向協議。簽訂正式合同、主體企業進駐接管、采礦權變更換證、企業名稱預核準登記等不足三分之一。這些被收購企業多六證齊全、產權關系明晰、無債務債權等問題。”
由于歷史原因，很多被整合煤礦存在產權不清、資產不實、債權債務復雜的情形，還有些仍處于訴訟之中。為了完成進度，整合雙方先簽訂一個框架協議，其余內容均放在“未盡事宜”里。
“山西七家大型煤炭企業中，只有一家真正完成了兼并重組，并在當地成立了獨立的分公司。但是，并購價款突破了山西省政府的指導市場，同時被兼并企業提出很多苛刻條件。”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事業部總經理張靈告訴記者。
張長期參與企業并購重組，她認為專業的兼并重組必須處理好三個關鍵要素：并購市場確定、并購資金來源、并購后企業的管理。
“根據我們的了解，山西上述三個要素目前還沒有處理到位。第一，并購市場由政府采取一刀切方式，與行情市場有較大脫節；二，幾乎所有參與重組的大型煤炭企業均為并購資金所累，一些大型企業并不希望收購資源條件差的小煤礦；三是，大型煤礦在跑馬圈地后，兼并主體沒有專門的管理隊伍和技術人員，礦井技術改造升級壓力很大。”
另有知情者透露，“目前山西省已經組織了千億元的產業基金，目的是為煤礦兼并重組救火。”
在本次煤礦整合中，兼并主體條件、整合方式、支付對價都是政府確定的，但在具體操作時又讓國有企業以行情行為去完成。
山西某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所劃分到的整合區域煤炭資源差、煤質一般，企業方面不愿意參與整合，但是迫于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參與。”
該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山西某市一家大型煤炭企業不想收購劃分的一家企業，同時也找到了新的收購對象，并且雙方已經達成協議。“但是，有關方面下發文件稱‘‘兩年之內收購主體不得變更’。”該人士對接下來的煤炭重組工作頗為疑慮。
此外，一些地區煤礦資源已經枯竭，而投資成本很高的煤礦，則堅持整合主體按政府確定的標準做價。但煤礦資產在整合后的使用價值并不大，有的在整合后就全部報廢，資源又很少，從而給整合主體造成很大的損失。
還有，山西省安排過渡期生產的礦井，在確保安全生產的前提下，經驗收批準，在辦理變更證件期間組織生產，過渡期為兩年。
有業內人士質疑，“按照規定煤礦生產必須六證齊全，即采礦許可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資格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等必須齊全才能生產，否則即為違規生產。”
誰是煤礦實際控制人？
“在這一系列問題之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理順煤礦產權關系。因為煤礦名義產權人和實際控制人往往不一致。”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關軍參與了山西多家煤炭企業的兼并重組。
作為律師，關軍在兼并重組的第一步便是盡職調查，通過調查了解被收購方人財物、歷史沿革、權屬證明、六證是否齊全，隨后配合財務部門對其債權債務進行了解。
關軍說：“在這一系列問題之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理順煤礦產權關系。因為煤礦名義產權人和實際控制人往往不一致。”
山西的諸多小煤礦多幾易其主。被并購煤礦企業在成立后幾經倒手，被多次股權交易，實際控制人與登記產權人不一致，相關法定程序履行不完整或缺乏；一些被并購企業從鄉鎮或村辦集體煤礦改制而來，存在改制不徹底、未取得產權明晰文件等情形。
“雖然從法律角度說，實際控制人沒有產權全系，但是對煤礦的確有實際投入。如果不關注實際控制人的權益，不把實際控制人投入煤礦的投資給以補償和回報，即使完成形式上的收購，也難以進入煤礦。這時需要與實際控制人簽訂一系列補充合同。”關軍說。
山西汾西瑞泰煤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財務部部長趙銘芝便常常遇到這一難題。趙銘芝們在實施并購之前總是要問，誰是煤礦的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通過什么樣的交易安排取得控制資格？實際控制人是否對煤礦有投資？他與村委會、名義股東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否有遺漏的實際權利人？
同時，兼并重組中常常直接關系到當地政府、村委會、村民的權益。一些煤礦礦權證上登記的是村委會，但是實際控制者為個人。該礦在工商局的營業執照應登記為村鎮企業，但實際上變成了一般化的有限公司或個人獨資企業，這種情況下要簽署補償交易合同。
“此時，兼并主體將簽訂多份補償合同，壓力非常之大。”關軍介紹。
根據本報記者了解，在本次整合中，就存在整合主體與被整合煤礦大部分不與鄉村溝通，有些甚至刻意回避鄉、村。導致村民集體利益受到損害，從而發生煤礦整合完成后，因村民的阻擾而導致煤礦建設、生產無法進行。
在對煤礦評估結束之后，收購方往往選擇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兩種方式。
“資產收購干凈利索，僅僅收購礦產，對原有煤礦企的人員安排、社會資源分配、債權債務等情況不負責任。但在兼并重組中，真正實現資產收購的非常少。股權收購操作起來比較簡單，但是面臨一些風險和隱患，這包括債權債務處理、企業員工安置等。”關軍說。
被收購企業的債權債務是兼并主體頭疼的難題。“很多煤礦企業多是現金交易，‘‘賬外賬’的情況非常多，現有的債權債務情況很難確定。”山西祝融萬權律師事務所吳華說。
“這時，兼并重組雙方常通過設定一個收購基準日來解決，約定基準日前后債權債務關系由誰來承擔。但是這只是雙方的內部約定，對外沒有約束力，因而在在收購結束后極易出現風險。”關軍告訴記者。
即使人員、債務等風險都能化解，有“煤老板”告訴記者，在兼并重組過程中上述兩種并購方式常常遇到矛盾。
比如，為防范整合主體收購風險，國資委要求采取資產收購的方式；但工商部門對單獨保留的煤礦，要求采取股權收購的模式，即由整合后的公司承擔原企業債權債務。這樣一來，前期實施的審計、評估之目的均為資產收購，同時相關協議也已簽訂并已進入實際履行階段；而到換發證照時，按照工商部門的要求，前面的工作全部要推倒重來，按股權收購重新做審計評估，從而增加整合主體的整合成本。
此外，關軍提醒地說兼并主體還應該注意煤礦用地的問題。
由于歷史的原因，山西鄉村集體土地以租代征、農業用地非法變為建設用地等使用不規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表現在煤礦企業上更為明顯，一些小煤礦用地大都采用以租代征的方式。煤礦兼并重組后，兼并主體存在煤礦用地的轉接問題。
在多名律師的盡職調查中發現，目前地方被兼并重組的煤礦土地使用非法或不規范用地的范圍比例相當高，個別地區甚至達到80%以上，大范圍的違法或不規范用地對于土地合理利用和保護產生較大影響。“有的煤礦簽訂50年土地租賃合同，但法律規定最長的租賃期限是20年。長期以來一直是‘‘民不報，官不究’的狀態。”關軍說。
根據我國現行的土地法規，煤礦企業在取得采礦權后并不能當然的取得土地使用權，還必須通過先由國家征收集體土地，然后再通過國家出讓的途徑取得。否則，兼并重組后的煤炭企業占用的土地、房屋等重大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的合法性將存在重大法律障礙，將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
“陰陽合同”曲線收購
“一般在陽合同中留缺口。一般做出如下補充：‘‘本合同未盡事宜，雙方另行簽訂補充協議，并以補充協議約定為準’。陰合同以補充協議、備忘錄等形式簽訂。”
收購價款協商是山西煤礦兼并重組的困惑之一，也是關軍等律師在所遇到的最為棘手的問題。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發布《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價款處置辦法》(以下稱“83號文”)。該文件明確規定，對已經繳納的資源價款，在被兼并重組時應予退還。在此基礎上，在187號文(“2006年2月28日頒發的《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實施前按規定繳納價款的煤礦，按原價款標準的100%給予經濟補償；在187號文實施后繳納資源價款的，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83號文”一出便成為眾矢之的，頗受爭議。一方面，山西省大多數私營煤礦企業是在187號文實施后繳納的資源價款，經濟補償標準應為原價款的50%；另一方面作為兼并主體的七大國有重點企業以及其他地方國有、本地民營企業集團，在兼并重組中，沒有協商確定補償價款的權利，被兼并企業更沒有自主權。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69條規定，撤銷行政許可、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賠償。采礦許可證的撤消，退還已繳納資源價款，并給予經濟補償符合法律規定，但在具體補償標準上，并購雙方存在重大差距。
此次被整合的煤礦中，有很多經歷了較多的產權變更，有一些煤礦是在高價位時取得的。“被收購方認為，收購方出價太低，評估價值與行情價值嚴重背離，不能接受。當然政府力量也沒有強硬到足以使老板聽任政府命令的程度，此問題一度曾使整合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山西祝融萬權律師事務所吳華說。
一名被兼并“煤老板”給記者舉例稱，一座優質動力煤礦年產規模40萬噸，資源儲藏量3000萬噸，首期繳納資源價款1000萬噸，每噸1.50元。“加上50%溢價，重組中只能賣2250萬。但是，這煤礦的行情市場至少是2億。就算行情不景氣，每噸煤賺100多元，一年利潤也可以超過5000萬。”
該煤老板說：“我不賣，政府總不能強制執行。83號文是一個具有指導性的政府文件，而不應視為具有強制力的采礦權評估標準，更不應該作為采礦權轉讓中必須執行的法定補償標準。”
作為收購方的山西省國有煤炭企業代表則認為，“如果不執行政府規定的50%補償的定價，按煤炭資源行情價價值超規定補償，有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要承擔行政責任。”
被收購企業漫天要價讓兼并主體壓力很大。“一些煤老板為了少交資源價款費，在國土資源廳登記的煤炭儲量為400萬噸，而實際上儲量有4000萬噸，這時我們就要為多出的儲量買單。”山西焦煤人士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兼并主體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是被兼并企業“死活不簽，做釘子戶”，另一方面是政府有命令，“必須如期推行。”
一些國有兼并重組主體企業迫于政府工作進度的壓力和“83號文件”的阻力，通過兩份合同處理收購溢價；一些被收購煤礦鑒于稅務的壓力，也采用正式協議和補充協議的形式技術處理收購價款，因而出現了“陰陽合同”的問題。
“一方面是山西省政府要求完成重組整合，同時又三令五申整合必須按規范操作，不得在交易市場之外支付額外費用。由于兼并整合問題的復雜性，整合主體為完成整合任務，不排除采取變通措施支付整合對價的情況。但由于山西省監察部門、山西省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辦公室全程參與整合工作，整合主體的各級領導干部心理壓力較大。”一位國有煤礦負責人道出了自己的擔憂。
如何使得“陰合同”有效力變成了兼并主體的心頭病。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關軍說：“一般在陽合同中留缺口。一般做出如下補充：‘‘本合同未盡事宜，雙方另行簽訂補充協議，并以補充協議約定為準’。陰合同以補充協議、備忘錄等形式簽訂。”
地方政府在重組中“受傷”
地方政府對兼并重組的擔憂有二：一是失去這部分財力，二是礦點大量減少后，影響當地百姓的就業、收入和生活。
地方政府對于煤礦企業有一種特殊的情結。如果單從地方利益考慮，地方政府沒有關停小煤礦的積極性，在上級政府的強推之下不得不執行。
記者了解到，在兼并重組過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護主義，在重組整合中提出很多要求，有的要求整合主體繳納地方性規費，有的對收購市場提出額外的要求，給整合后的新公司生產經營造成諸多壓力。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對煤礦企業有較強的依賴性，多數煤礦在正常稅費之外還有一部分費用，用以當地修路、引水、辦學、醫療、綠化、救災、扶貧等方面。”山西臨汾一名地方官員說。
由此不難發現，地方政府對兼并重組的擔憂有二：一是失去這部分財力，二是礦點大量減少后，影響當地百姓的就業、收入和生活。記者了解到，一些縣(區)基于地方既得利益，出臺了一些“土政策”，例如適當放寬小煤礦關閉條件、延長煤礦過渡期生產時間等。
此外，由于煤炭大規模開采，資源地采空區塌陷面積正在與日俱增，農田受影響嚴重，河流中斷，礦區內濕地大面積萎縮，地下水位急劇下降，植被破壞，部分地區出現沙化趨勢，環境污染嚴重。
以往，煤炭生產地生態治理多是依靠地方煤礦企業，地方財政有更大的使用空間。而現在隨著煤炭資源整合和兼并重組，國有統配煤礦在地方采煤企業越來越多，而且這些煤炭企業均為股份制企業，只是行政隸屬國有煤炭集團。
有山西省地方官員告訴記者，“按照山西省政府的有關政策，國有統配煤礦資源價款全部上繳省財政，可持續發展資金只有一成留縣，生態恢復治理保證金、轉產基金由集團公司支配，用于企業所在地不多。這就形成了企業挖煤、當地政府治理環境的窘境。”
因而在此次煤炭重組的過程中，有許多地方官員建議山西省政府修訂有關涉煤政策，考慮和保護企業所在地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將國有統配煤礦采煤應繳的資源價款、可持續發展基金、生態恢復治理保證金、轉產基金等最大程度地用于企業所在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民生改善和解決因采煤而引起的社會問題。
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山西政府方面要求兼并重組主體在煤礦所在地注冊子公司，增加煤炭企業上繳地方稅收的比例。(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統計消息顯示，山西省煤礦整合重組協議簽訂率已達到98.5%，兼并重組主體到位率達到96%，采礦許可證換證率達到90%。
毫無疑問，從國家高層對山西煤炭重組整合的態度來看，山西則將作為一個范本，其兼并重組經驗將在河南、內蒙古等煤炭省份推廣。
方君實并透露，“十二五”期間，國家計劃用三年時間，通過兼并重組將煤炭企業由當前的11000家減少到4000家。
此舉將是山西煤炭業重組的后續。但是本報記者調查山西煤炭企業重組過程中，諸多方面的信息都表明，整頓地方小煤礦牽涉到千絲萬縷的聯系，操作知易行難。
多數簽訂的只是意向書？
“山西七家大型煤炭企業中，只有一家真正完成了兼并重組，并在當地成立了獨立的分公司。”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事業部總經理張靈告訴記者。
多名參與煤炭兼并重組者向記者證實：“目前兼并重組雙方簽訂的只是意向書，在政府力量主導下幾乎每家企業手中都有意向協議。簽訂正式合同、主體企業進駐接管、采礦權變更換證、企業名稱預核準登記等不足三分之一。這些被收購企業多六證齊全、產權關系明晰、無債務債權等問題。”
由于歷史原因，很多被整合煤礦存在產權不清、資產不實、債權債務復雜的情形，還有些仍處于訴訟之中。為了完成進度，整合雙方先簽訂一個框架協議，其余內容均放在“未盡事宜”里。
“山西七家大型煤炭企業中，只有一家真正完成了兼并重組，并在當地成立了獨立的分公司。但是，并購價款突破了山西省政府的指導市場，同時被兼并企業提出很多苛刻條件。”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事業部總經理張靈告訴記者。
張長期參與企業并購重組，她認為專業的兼并重組必須處理好三個關鍵要素：并購市場確定、并購資金來源、并購后企業的管理。
“根據我們的了解，山西上述三個要素目前還沒有處理到位。第一，并購市場由政府采取一刀切方式，與行情市場有較大脫節；二，幾乎所有參與重組的大型煤炭企業均為并購資金所累，一些大型企業并不希望收購資源條件差的小煤礦；三是，大型煤礦在跑馬圈地后，兼并主體沒有專門的管理隊伍和技術人員，礦井技術改造升級壓力很大。”
另有知情者透露，“目前山西省已經組織了千億元的產業基金，目的是為煤礦兼并重組救火。”
在本次煤礦整合中，兼并主體條件、整合方式、支付對價都是政府確定的，但在具體操作時又讓國有企業以行情行為去完成。
山西某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所劃分到的整合區域煤炭資源差、煤質一般，企業方面不愿意參與整合，但是迫于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參與。”
該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山西某市一家大型煤炭企業不想收購劃分的一家企業，同時也找到了新的收購對象，并且雙方已經達成協議。“但是，有關方面下發文件稱‘‘兩年之內收購主體不得變更’。”該人士對接下來的煤炭重組工作頗為疑慮。
此外，一些地區煤礦資源已經枯竭，而投資成本很高的煤礦，則堅持整合主體按政府確定的標準做價。但煤礦資產在整合后的使用價值并不大，有的在整合后就全部報廢，資源又很少，從而給整合主體造成很大的損失。
還有，山西省安排過渡期生產的礦井，在確保安全生產的前提下，經驗收批準，在辦理變更證件期間組織生產，過渡期為兩年。
有業內人士質疑，“按照規定煤礦生產必須六證齊全，即采礦許可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資格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等必須齊全才能生產，否則即為違規生產。”
誰是煤礦實際控制人？
“在這一系列問題之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理順煤礦產權關系。因為煤礦名義產權人和實際控制人往往不一致。”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關軍參與了山西多家煤炭企業的兼并重組。
作為律師，關軍在兼并重組的第一步便是盡職調查，通過調查了解被收購方人財物、歷史沿革、權屬證明、六證是否齊全，隨后配合財務部門對其債權債務進行了解。
關軍說：“在這一系列問題之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理順煤礦產權關系。因為煤礦名義產權人和實際控制人往往不一致。”
山西的諸多小煤礦多幾易其主。被并購煤礦企業在成立后幾經倒手，被多次股權交易，實際控制人與登記產權人不一致，相關法定程序履行不完整或缺乏；一些被并購企業從鄉鎮或村辦集體煤礦改制而來，存在改制不徹底、未取得產權明晰文件等情形。
“雖然從法律角度說，實際控制人沒有產權全系，但是對煤礦的確有實際投入。如果不關注實際控制人的權益，不把實際控制人投入煤礦的投資給以補償和回報，即使完成形式上的收購，也難以進入煤礦。這時需要與實際控制人簽訂一系列補充合同。”關軍說。
山西汾西瑞泰煤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財務部部長趙銘芝便常常遇到這一難題。趙銘芝們在實施并購之前總是要問，誰是煤礦的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通過什么樣的交易安排取得控制資格？實際控制人是否對煤礦有投資？他與村委會、名義股東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否有遺漏的實際權利人？
同時，兼并重組中常常直接關系到當地政府、村委會、村民的權益。一些煤礦礦權證上登記的是村委會，但是實際控制者為個人。該礦在工商局的營業執照應登記為村鎮企業，但實際上變成了一般化的有限公司或個人獨資企業，這種情況下要簽署補償交易合同。
“此時，兼并主體將簽訂多份補償合同，壓力非常之大。”關軍介紹。
根據本報記者了解，在本次整合中，就存在整合主體與被整合煤礦大部分不與鄉村溝通，有些甚至刻意回避鄉、村。導致村民集體利益受到損害，從而發生煤礦整合完成后，因村民的阻擾而導致煤礦建設、生產無法進行。
在對煤礦評估結束之后，收購方往往選擇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兩種方式。
“資產收購干凈利索，僅僅收購礦產，對原有煤礦企的人員安排、社會資源分配、債權債務等情況不負責任。但在兼并重組中，真正實現資產收購的非常少。股權收購操作起來比較簡單，但是面臨一些風險和隱患，這包括債權債務處理、企業員工安置等。”關軍說。
被收購企業的債權債務是兼并主體頭疼的難題。“很多煤礦企業多是現金交易，‘‘賬外賬’的情況非常多，現有的債權債務情況很難確定。”山西祝融萬權律師事務所吳華說。
“這時，兼并重組雙方常通過設定一個收購基準日來解決，約定基準日前后債權債務關系由誰來承擔。但是這只是雙方的內部約定，對外沒有約束力，因而在在收購結束后極易出現風險。”關軍告訴記者。
即使人員、債務等風險都能化解，有“煤老板”告訴記者，在兼并重組過程中上述兩種并購方式常常遇到矛盾。
比如，為防范整合主體收購風險，國資委要求采取資產收購的方式；但工商部門對單獨保留的煤礦，要求采取股權收購的模式，即由整合后的公司承擔原企業債權債務。這樣一來，前期實施的審計、評估之目的均為資產收購，同時相關協議也已簽訂并已進入實際履行階段；而到換發證照時，按照工商部門的要求，前面的工作全部要推倒重來，按股權收購重新做審計評估，從而增加整合主體的整合成本。
此外，關軍提醒地說兼并主體還應該注意煤礦用地的問題。
由于歷史的原因，山西鄉村集體土地以租代征、農業用地非法變為建設用地等使用不規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表現在煤礦企業上更為明顯，一些小煤礦用地大都采用以租代征的方式。煤礦兼并重組后，兼并主體存在煤礦用地的轉接問題。
在多名律師的盡職調查中發現，目前地方被兼并重組的煤礦土地使用非法或不規范用地的范圍比例相當高，個別地區甚至達到80%以上，大范圍的違法或不規范用地對于土地合理利用和保護產生較大影響。“有的煤礦簽訂50年土地租賃合同，但法律規定最長的租賃期限是20年。長期以來一直是‘‘民不報，官不究’的狀態。”關軍說。
根據我國現行的土地法規，煤礦企業在取得采礦權后并不能當然的取得土地使用權，還必須通過先由國家征收集體土地，然后再通過國家出讓的途徑取得。否則，兼并重組后的煤炭企業占用的土地、房屋等重大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的合法性將存在重大法律障礙，將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
“陰陽合同”曲線收購
“一般在陽合同中留缺口。一般做出如下補充：‘‘本合同未盡事宜，雙方另行簽訂補充協議，并以補充協議約定為準’。陰合同以補充協議、備忘錄等形式簽訂。”
收購價款協商是山西煤礦兼并重組的困惑之一，也是關軍等律師在所遇到的最為棘手的問題。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發布《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價款處置辦法》(以下稱“83號文”)。該文件明確規定，對已經繳納的資源價款，在被兼并重組時應予退還。在此基礎上，在187號文(“2006年2月28日頒發的《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實施前按規定繳納價款的煤礦，按原價款標準的100%給予經濟補償；在187號文實施后繳納資源價款的，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83號文”一出便成為眾矢之的，頗受爭議。一方面，山西省大多數私營煤礦企業是在187號文實施后繳納的資源價款，經濟補償標準應為原價款的50%；另一方面作為兼并主體的七大國有重點企業以及其他地方國有、本地民營企業集團，在兼并重組中，沒有協商確定補償價款的權利，被兼并企業更沒有自主權。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69條規定，撤銷行政許可、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賠償。采礦許可證的撤消，退還已繳納資源價款，并給予經濟補償符合法律規定，但在具體補償標準上，并購雙方存在重大差距。
此次被整合的煤礦中，有很多經歷了較多的產權變更，有一些煤礦是在高價位時取得的。“被收購方認為，收購方出價太低，評估價值與行情價值嚴重背離，不能接受。當然政府力量也沒有強硬到足以使老板聽任政府命令的程度，此問題一度曾使整合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山西祝融萬權律師事務所吳華說。
一名被兼并“煤老板”給記者舉例稱，一座優質動力煤礦年產規模40萬噸，資源儲藏量3000萬噸，首期繳納資源價款1000萬噸，每噸1.50元。“加上50%溢價，重組中只能賣2250萬。但是，這煤礦的行情市場至少是2億。就算行情不景氣，每噸煤賺100多元，一年利潤也可以超過5000萬。”
該煤老板說：“我不賣，政府總不能強制執行。83號文是一個具有指導性的政府文件，而不應視為具有強制力的采礦權評估標準，更不應該作為采礦權轉讓中必須執行的法定補償標準。”
作為收購方的山西省國有煤炭企業代表則認為，“如果不執行政府規定的50%補償的定價，按煤炭資源行情價價值超規定補償，有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要承擔行政責任。”
被收購企業漫天要價讓兼并主體壓力很大。“一些煤老板為了少交資源價款費，在國土資源廳登記的煤炭儲量為400萬噸，而實際上儲量有4000萬噸，這時我們就要為多出的儲量買單。”山西焦煤人士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兼并主體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是被兼并企業“死活不簽，做釘子戶”，另一方面是政府有命令，“必須如期推行。”
一些國有兼并重組主體企業迫于政府工作進度的壓力和“83號文件”的阻力，通過兩份合同處理收購溢價；一些被收購煤礦鑒于稅務的壓力，也采用正式協議和補充協議的形式技術處理收購價款，因而出現了“陰陽合同”的問題。
“一方面是山西省政府要求完成重組整合，同時又三令五申整合必須按規范操作，不得在交易市場之外支付額外費用。由于兼并整合問題的復雜性，整合主體為完成整合任務，不排除采取變通措施支付整合對價的情況。但由于山西省監察部門、山西省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辦公室全程參與整合工作，整合主體的各級領導干部心理壓力較大。”一位國有煤礦負責人道出了自己的擔憂。
如何使得“陰合同”有效力變成了兼并主體的心頭病。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關軍說：“一般在陽合同中留缺口。一般做出如下補充：‘‘本合同未盡事宜，雙方另行簽訂補充協議，并以補充協議約定為準’。陰合同以補充協議、備忘錄等形式簽訂。”
地方政府在重組中“受傷”
地方政府對兼并重組的擔憂有二：一是失去這部分財力，二是礦點大量減少后，影響當地百姓的就業、收入和生活。
地方政府對于煤礦企業有一種特殊的情結。如果單從地方利益考慮，地方政府沒有關停小煤礦的積極性，在上級政府的強推之下不得不執行。
記者了解到，在兼并重組過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護主義，在重組整合中提出很多要求，有的要求整合主體繳納地方性規費，有的對收購市場提出額外的要求，給整合后的新公司生產經營造成諸多壓力。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對煤礦企業有較強的依賴性，多數煤礦在正常稅費之外還有一部分費用，用以當地修路、引水、辦學、醫療、綠化、救災、扶貧等方面。”山西臨汾一名地方官員說。
由此不難發現，地方政府對兼并重組的擔憂有二：一是失去這部分財力，二是礦點大量減少后，影響當地百姓的就業、收入和生活。記者了解到，一些縣(區)基于地方既得利益，出臺了一些“土政策”，例如適當放寬小煤礦關閉條件、延長煤礦過渡期生產時間等。
此外，由于煤炭大規模開采，資源地采空區塌陷面積正在與日俱增，農田受影響嚴重，河流中斷，礦區內濕地大面積萎縮，地下水位急劇下降，植被破壞，部分地區出現沙化趨勢，環境污染嚴重。
以往，煤炭生產地生態治理多是依靠地方煤礦企業，地方財政有更大的使用空間。而現在隨著煤炭資源整合和兼并重組，國有統配煤礦在地方采煤企業越來越多，而且這些煤炭企業均為股份制企業，只是行政隸屬國有煤炭集團。
有山西省地方官員告訴記者，“按照山西省政府的有關政策，國有統配煤礦資源價款全部上繳省財政，可持續發展資金只有一成留縣，生態恢復治理保證金、轉產基金由集團公司支配，用于企業所在地不多。這就形成了企業挖煤、當地政府治理環境的窘境。”
因而在此次煤炭重組的過程中，有許多地方官員建議山西省政府修訂有關涉煤政策，考慮和保護企業所在地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將國有統配煤礦采煤應繳的資源價款、可持續發展基金、生態恢復治理保證金、轉產基金等最大程度地用于企業所在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民生改善和解決因采煤而引起的社會問題。
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山西政府方面要求兼并重組主體在煤礦所在地注冊子公司，增加煤炭企業上繳地方稅收的比例。(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